美麗城

2019-06-26 04:27:03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19年6期

我是在去尼斯的火車上認識朱牡丹的。

是她先過來搭訕的。自我介紹時,我在心里還忍不住調笑了她一下——“真是一朵大牡丹”。應該有一米七多吧?又豐滿,粉紫色緊身T恤下的胸脯,巍峨壯麗,幾乎可以和車廂里那些歐洲女人媲美呢。

不是一類人,第一眼就知道的。我知道,朱牡丹肯定也知道。如果在國內,估計我們就是在火車上相遇一萬次,彼此也不會有什么交集的。我不可能和一個穿粉紫色緊身上衣的女人成為朋友。她也不可能和一個戴眼鏡穿黑襯衣的女人成為朋友。但那是在歐洲的火車上,情況就不一樣了。偌大的車廂里,也就我們兩個中國人,不,應該說,就我們兩個亞洲人。所以不管我們是不是一類人,我們別無選擇地睦鄰友好起來。

她話多。從巴黎到尼斯滔滔不絕地說了一路。知道我剛到巴黎一個月,所以她談的內容基本是巴黎生活指導。她在巴黎已經六年了,是個老巴黎,知道巴黎生活的很多門道。巴黎有二十個區呢,哪個區租房比較便宜,哪種顏色皮膚和頭發的房東比較好說話,哪個超市有又干凈又便宜的豬蹄賣——她買食物的經驗,似乎尤其豐富。這也是我能一直莞爾而笑著傾聽她高談闊論的原因——真是“高談”,其分貝已經讓斜對面的那位戴珍珠耳環的法國老婦人朝我們嚴厲地看了好幾次。

其時是八月,巴黎有錢的老年人都去地中海藍色海岸度假呢。所以車廂里一半以上,都是服飾華麗香噴噴的老婦人,還有一小半,是服飾同樣華麗香噴噴的老先生——全世界都這樣,老婦人多,老先生少。

老先生和老婦人一樣,在安靜地看書。當朱牡丹的分貝突然提高時,他也抬頭看了好幾眼我們,但老先生看過來的灰藍色的眼珠,就一點兒也不嚴厲了,不但不嚴厲,還溫和得很——全世界都這樣,老先生總是比老婦人對年輕女人更溫和的。

“你一個人去尼斯旅游么?”朱牡丹問。

我去尼斯是因為馬蒂斯美術館。那兒有馬蒂斯的《藍色裸體4號》和石榴靜物畫。在喜歡過莫奈的睡蓮和凡高的鳶尾花后,我又開始喜歡野獸派的馬蒂斯了。畢加索說,“和我相比,馬蒂斯不過是個少婦。”但我還就是喜歡馬蒂斯這個“少婦”。他筆下的女人又丑又古怪,他筆下的花也是又丑又古怪。但我喜歡的正是這個。不知為什么,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就是喜歡又丑又古怪的東西。

但我沒和朱牡丹說馬蒂斯,我說“隨便走走”。

朱牡丹說她去尼斯看朋友。她有個姐妹在尼斯開餐館,一直邀她過去玩。但她一直沒去。去不了。在巴黎生活不容易的,她說,這一次,還是她做事的那家女主人帶小孩回上海奔喪,她才有空了。

朱牡丹是保姆。

難怪她拎的草編包里,裝的全是蒜薹。

新鮮碧綠的蒜薹從包口兩端旁逸斜出,像莫迪里阿尼筆下的細長脖子女人一樣好看。

給姐妹帶的,朱牡丹說,尼斯買不到蒜薹,姐妹反復叮囑她,一定要給她帶幾把蒜薹。

人在他鄉,有時會生出很奇怪的念想。朱牡丹也這樣過。有段時間,她想吃小雞燉蘑菇。瘋了似的想。活不下去似的想。她老公在電話里問她,巴黎沒有雞么?沒有蘑菇么?巴黎雞倒有,在超市冰柜里,一盒一盒的,整整齊齊,干干凈凈,卻不是家里的笨雞,而是法國雞。法國雞吃起來像煮白菜,一點兒也沒有雞味。蘑菇也有,一盒一盒的,整整齊齊,干干凈凈,也不是家里的榛蘑,而是法國蘑,口蘑,顏色像石灰一樣,吃起來也像石灰。她差點兒因為這個買張機票回老家。當然沒回。他老公不讓。老公急得什么似的,你回來干什么?你回來干什么?也是,她回去干什么呢?沒什么好干。她一個四十多的下崗女工,又沒什么文化,回去也就在超市收銀或整理貨架,要不就做保姆。可做保姆的話,還不如在巴黎做呢。至少巴黎工資高。她一個月掙一千歐呢,一千歐,折算人民幣就七千多了。比研究生掙得還多。她老姨的閨女就是研究生,還是北京的研究生呢,畢業后在一個大專學校教書,一個月也就掙五千多點,養活自己都夠嗆。她老姨當初嘚瑟得不行,一見她媽就說“我閨女怎么樣怎么樣”,把她媽郁悶死了。她那時下了崗,在家政中心找了個保潔的工作。可自從她到了巴黎,就輪到她媽嘚瑟了。她媽一見老姨就說“我閨女在巴黎怎么樣怎么樣”,她老姨一聽巴黎就禿嚕了。她雖然在巴黎也還是做保姆,可在巴黎做保姆和在家里做保姆,說出去面子也不一樣的。她對家里人說了,從東家家坐地鐵到凱旋門到香榭麗舍街,只要半小時,他們聽了那個羨慕,都流哈喇子呢!所以,無論如何她是不能回去的。她自己也知道。家里剛買了房子,貸款買的,一個月的房貸要四千多;孩子在職校讀書,一年學費和生活費也要二三萬,都指著她在這兒掙的每月一千歐呢。老公做保安那點兒工資,還不夠他自己抽煙喝酒呢。所以,小雞燉蘑菇那樣的念想,也就想想罷了。反正它也是一陣一陣的,你只要不搭理它,過些日子它自己又消失了。像風一樣來,像風一樣去。人不可能由著自己性子活。更不能由著自己的口舌活。別說她這樣的人,就是她女東家都不能呢。女東家以前可是上海弄堂里長大的嬌滴滴的小姐,錦衣玉食過過來的。現在卻和她一樣,也是吃著像白菜一樣的雞,吃著石灰一樣的蘑菇。她老聽到女東家在電話里嬌滴滴地對她姆媽說,她想吃避風塘的菜了,想吃避風塘的炒蟹、椒鹽瀨尿鹽、九肚魚、腐皮卷、叉燒酥。女東家報菜名似的,一樣一樣說。隔上個把月,就要這樣說上一回。她在一邊都聽得心軟。女東家一說上海話,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上海小姐。一說普通話呢,又變了一個人,變成了女東家。說法國話呢——她老公是法國人,女東家在家多數時候都是說法語的,又變了一個人,變成了法國女人。她還是喜歡說上海話的女東家。

對面老婦人把書打開合上好幾次了,她在用法國的方式表達對朱牡丹的不滿。老先生微笑著,用手按在老婦人的手背上,是安撫的意思。我有點不好意思認真聽了,這時候太認真聽朱牡丹說話,差不多是共犯了。即使只看在衣冠楚楚的老先生的面子上,我也想表現我們東方女人的懂事和教養。我于是轉臉看窗外法國南部的景致。一捆捆干草,在天空下金光閃閃,美得如畢沙羅的畫。遠處有大片紫色的植物,那是薰衣草嗎?應該不是。來之前聽對門的老何說,阿維農才是薰衣草的產地。可火車早過阿維農了。“是不是快到馬賽了?”我輕聲問朱牡丹,想打斷朱牡丹的上海女東家的故事。可朱牡丹不理會我,在“嗯”了一聲后,又接著說她的上海女東家的法國老公了。

那一次和朱牡丹分手后,我以為再也不會見到這個女人的。

雖然我們互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是“la pivoine”。我的微信名是“貓不吃魚”。

la pivoine是法語牡丹的意思。

“‘貓不吃魚?為什么叫‘貓不吃魚?”她睜圓了眼睛問我。她的眼睛也很大,和她的胸一樣,很是配得起牡丹這個名字。不像我,小鼻子小眼睛,周昉《唐宮仕女圖》里的女人一樣。不過,后來我知道,朱牡丹不喜歡自己的大眼睛。她說這邊的男人不作興中國女人眼睛大,越大越不受待見。也是,論眼睛大,能大過阿拉伯人?能大過羅姆人?能大過法國的女人?所以要論小。小眼睛的中國女人,在這邊男人的眼里,才是美的,中國美。

“為什么叫‘貓不吃魚?”

“瞎叫的。”

“好奇怪的名字。貓不吃魚吃什么?吃gaga么?”

“gaga?”

“就是屎。我們女東家的法國丈夫最喜歡說的一個詞。每回他兒子拉了屎,他就沖我大喊,gaga!gaga!感冒了的鴨子似的。”

應該說,朱牡丹還是挺有意思的一個女人。

她后來告訴我——那時我們已經相當熟了,她在火車上之所以主動向我搭訕,不單因為我是中國人,巴黎的中國人多了去了,她可不是都愿意搭理的。而是因為她當時很害怕。她到法國雖然六年多了,但單獨出遠門還是第一次呢。她平時的活動范圍都在巴黎以內,確切地說,在Belleville以內。Belleville就是貝爾維爾,也就是巴黎著名的美麗城。偶爾去那些巴黎以外的地方,比如安納西,也是和女東家一起,她不用說法語,事實上,她也不會說法語。除了“Bonjour(你好)”“merci(謝謝)”“au revoir(再見)”幾句基本的,剩下的,也就“gaga” “la pivoine”個別單詞而已,當然,還有Madame(夫人)和Monsieur(先生)。Monsieur這個法語單詞她是經常用的,每天要用上好幾回,她稱上海女東家老公就是Monsieur,是上海女東家要求她這樣稱呼的。上海女東家自己叫她老公Juan,聽起來好像“嗡嗡”,蜜蜂在交尾一樣。不過,除了在那個家,她也不怎么需要講法語的。美麗城是可以只用中文就能生活的地方。不說如魚得水,至少應付得來。但一到美麗城之外,她就慌了,那是另一個世界,外星球似的。所以在火車上時,她一看到我,就像看見了救命稻草。一個戴眼鏡的女人,手里還拿著那么厚的書,應該是會說法語的吧?就算不會說法語,也會說英語。法國警察一般都會英語的。而且,朱牡丹說,你這個樣子,在他們眼里,看著應該挺可信的。她這方面有經驗,知道法國警察相信什么人,不相信什么人。

是嗎?

后來我才知道,朱牡丹在法國是沒有身份的,所以怕警察。那種怕法,有點兒像老鼠怕貓,見了就要繞著走。可萬一繞不過去呢,就希望身邊還有一只鼠,一只看上去會說貓語言的鼠,可以壯壯膽,還可以用貓語言幫著斡旋斡旋,說不定就化險為夷了呢!

從尼斯回來后,我以為我和朱牡丹不會再有任何聯系了。

雖然分手時她很夸張地擁抱了我,像法國人那樣。還親密地拉了我的手說,回巴黎找我呀!

我笑笑。

我怎么可能找她?

不過幾個小時的露水友誼,轉瞬即逝的。

在異鄉,人很容易遭遇這種露水關系,也很容易拋棄這種露水關系。

所以在異鄉的人,會灑脫些,也會薄情些。

不薄不行。因為要輕裝簡從。情感這東西,不論開始如何身輕似燕,到最后都會像尸身一樣沉重,壓得人走不動。

所以“回巴黎找我”之類的話,不過是客氣話而已。中國人都很習慣講客氣話的。

可沒想到的是,有一天朱牡丹真聯系我了。

“你明天有空嗎?”

我有空。天天有空。不是空在公寓看書,就是空在辦公室看書,或者看辦公室窗外的橡樹。巴黎到處都是這種橡樹,開了粉紅細白的花,特別好看。我在巴黎東部大學做訪學,他們對我沒有任何時間上的要求,我可以天天去辦公室,也可以天天不去辦公室,沒有人介意。我的辦公室是和一個越南人共用的,他是河內大學教授,姓阮,叫阮鸞鳳,很美的名字,人卻有點兒名不副實,又矮又瘦又黑,和鸞鳳沒有什么關系。和我一樣,他也是過來訪學的。但這個阮教授有些吊兒郎當,整天不來。幾個月時間,我總共也就見過他兩次。老何說——老何住我對門,是成都人,也是來路橋大學訪學——這個越南人是帶了漂亮的夫人過來的,估計要忙著陪漂亮的夫人周游歐洲呢,所以不能來辦公室。這正好,我可以一個人占用這間辦公室。辦公室不到十平米,剛來時我嫌小,現在卻嫌大了。人在外面,很容易覺得世界太大的。我后來就情愿待在公寓。公寓比辦公室大,有十八平米呢。但公寓充實多了,不像辦公室那么空蕩。有電子灶,有小冰箱,冰箱里塞滿了我在超市和農貿市場買來的各種各樣的食物。我看書看悶了,就起來給自己弄點吃的,意大利通心粉或比薩,日本壽司或天婦羅,西班牙海鮮飯,什么費時間我弄什么。這和我在國內時相反,在國內我是很討厭花時間在吃上面的。別說花時間烹庖,連花時間饕餮也嫌麻煩。反正最后都要化神奇為腐朽殊途同歸于馬桶,何必化簡為繁多此一舉?我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么在廚房化繁為簡,要么從學校食堂買些飯菜回來化繁為簡。先生因此對我很有意見。他本來是個在吃上講究的人,也想和孔子一樣定個幾不食的規矩:“失飪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但我十分強硬地置之不理。我說,知識分子的生活和非知識分子的生活根本區別就在于——你大部分時間是在書房度過,還是在廚房度過?在國內,我書房和廚房是分開的。時間也一樣,不到飯點我不進廚房或食堂。可在巴黎這公寓,我沒法把我的廚房生活和書房生活區分開,書房也是廚房,廚房也是書房,書桌也是餐桌,餐桌也是書桌。我再也沒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也沒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規律了。而是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像窗外橡樹上的那只黑鳥一樣。當然,那只黑鳥有沒有作息時間表我不知道,估計沒有的吧?這世界還有什么生物會和人類一樣,有給自己吃飯睡覺制定時間表的權利和自由呢?那只鳥我只要出去喂它,它就飛下來吃,不出去喂呢,它就立在樹枝上一動不動。可見它是沒有制定就餐時間表的。它聽天由命,隨遇而安。我現在的生活狀態和那只黑鳥差不多,基本屬于一種自然狀態。人類之所以自詡為高級動物,就在于其征服了自然從而能過上反自然的生活。人類的文明史,基本也就是一部反自然史。我到巴黎去訪學,本意是離文明生活更近一些,是進化的努力,沒想到,卻退化到了鳥般的自然狀態。可見,人的生活——甚至人的生活方式,不是人自己決定的,而是境遇的結果。一個知識分子,不一定過的就是知識分子的生活。當環境發生變化后,也可能過非知識分子的生活。這是我到巴黎訪學一年所領會到的人類學道理。

所以,當朱牡丹在微信里問我:你明天有空嗎?我馬上就說有,條件反射般。這也是退化的證明之一。我原來是有三思后言的知識分子語言習慣的。別說在手機上,就是面對面,我說話也是喜歡字斟句酌的。沒想到在巴黎獨居了幾個月后,我竟然秒回朱牡丹的話——我這是有多孤獨?

我原來還以為自己是喜歡“獨樂樂”的那種人呢。所以在家時經常表現出離群索居的故意,經常顰了眉嫌棄這世界過于喧囂過于熱鬧,經常對先生作河東獅吼“讓我一個人待一待好不好”,原來我誤讀自己了。說到底,我和其他人沒什么兩樣,我也怕孤獨。

朱牡丹約我去美麗城,她住在那兒。

她說,“明天不是中秋節嗎?你要不要來我這兒一起過中秋節?”

我怎么可能和朱牡丹一起過中秋節呢?先生一直批評我“目無下塵”的——這么說,好像我多勢利似的。其實不然,因為我不僅“目無下塵”,也“目無上塵”,學校領導之類的人物,我一樣也不看在眼里。比起和別人在一起,我更愿意“我與我周旋”。

若是以前,我一定情愿自己待在公寓,學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然后和國內的先生“千里共嬋娟”過這個節的。但現在,朱牡丹一約,我竟然說,好哇。

我還帶上了老何。第二天出門時我在走廊上遇到老何,老何問我打算怎么過節。那意思他想和我一起過中秋節了。也是,整棟公寓,也就我們兩個中國人。農歷十五對公寓里的其他人來說,就是個一般的日子,農歷十五的月亮對公寓里的其他人來說,就是個一般的月亮。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差異了。不同文化的人是沒有辦法生活在一起的。“我沒法和一個連林黛玉是誰都不知道的人結婚。”以前室友老六這么說過,當時有個叫Edvin的瑞典留學生喜歡她,喜歡得要死要活,要和她結婚。她雖然一度也被Edvin太陽神般的高大英俊迷得神魂顛倒,但最后還是理智地拒絕了他的求婚。“我沒法和一個連林黛玉是誰都不知道的人結婚。”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矯情,至少那時我是這么看老六的。“你要Edvin知道林黛玉干什么?”我問。老六嗤之以鼻。她一向有點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她。我以為老六拒絕Edvin肯定是有其他的理由,其他不那么風雅的理由,不過借了林黛玉說事罷了,顯得多高級似的。老六是個精神上虛榮的女人。但現在我有點相信老六的說辭了。林黛玉可能就是理由。這理由也足夠充分了。不知道林黛玉也就不知道農歷十五,也就不知道“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別說“千里共嬋娟”了,他連“嬋娟”是什么都不知道,那還怎么一起過呢?夫婦總要說話的,三個月五個月還好說,他說“我愛你”,她說“我也愛你”,就夠了。哪怕不用同一種語言,他用瑞典語,她用漢語,都可以。可三年五年之后呢?那時要一起說什么?所以老六說的“我沒法和一個連林黛玉是誰都不知道的人結婚”那句話真是經典。人還是要和同源文化的人結婚。文化同源的人,在一起才可能食性相同才可能琴瑟和鳴。所以朱牡丹才會在中秋前一天對我說:“你要不要來我這兒一起過中秋節?”老何才會在中秋節那天問我:“中秋節你打算怎么過?”我沒有辦法把老何一個人扔在公寓讓他孤零零地看月亮,所以自作主張帶上了老何。我估計朱牡丹不會不高興的。

果然,朱牡丹高興得很。朱牡丹說,我還擔心你回去的事呢。太早回去看不成月亮,巴黎天黑得晚,八九點天還是白的,天白怎么看月亮?月亮是白的,天也是白的,白上加白,不好看,和白天看煙花一樣,看不出什么名堂。天黑了月亮圓圓的銀盤一樣掛天上才好看呢。可天黑以后你一個人回去又怕不安全。巴黎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特別是貝爾維爾,什么人都有,魚龍混雜,阿拉伯人、羅姆人、黑人,他們最喜歡搶劫的,就是單身的中國女人了。現在有何老師,我們就可以看天黑后的月亮了。

朱牡丹帶了不少食物。有廣式五仁月餅,有青皮紫紅大石榴,有翠綠葡萄,還有兩個鹵豬蹄。都放在她帶來的一塊紅藍相間的格子布上,格子布鋪在貝爾維爾公園的草地上。我們三個人席地而坐,像馬奈畫的《草地上的午餐》,如果朱牡丹裸體的話。朱牡丹裸體的樣子,應該和馬奈畫里的女人差不多,都白,都豐滿,她盤腿彎腰取吃食的樣子,看著像一匹弓身屈膝的白牝馬。

豬蹄的味道鹵得很好,老何啃了一塊又一塊。顧不上吃其他東西,也顧不上看月亮。朱牡丹說,她不知道何老師來,也不知道何老師這么喜歡吃豬蹄,不然,她就多鹵幾個了。也不貴,一歐多就能買兩個呢。這邊的人不怎么吃豬蹄,所以便宜。法國人真是很古怪的,那么好吃又有豐富膠原蛋白的豬蹄不吃,卻去吃軟了吧嘰鼻涕一樣的蝸牛,那東西別說吃,光是看,也惡心。還有魚頭他們也不吃,還有鳳爪,還有鴨腳鴨脖鴨胗。這些世間美味,他們統統都不吃。

什么何老師?就叫老何,老何。老何一邊啃著豬蹄,一邊對朱牡丹說。

但朱牡丹堅持叫何老師。

朱牡丹叫我,也是叫孫老師的。不過她在孫前面加了個小字,“小孫老師”。我比朱牡丹年輕,應該比朱牡丹年輕吧?其實朱牡丹沒說過她多大年紀,我也沒問過,但四十多了是一定的,她雖然沒有皺紋,身上也緊繃繃的。但有些地方,也不知什么地方,還是能讓人看出歲月的痕跡。至于到底四十幾,就不知道了。后來老何告訴我,朱牡丹四十二。我有點奇怪,老何怎么知道朱牡丹四十二呢?

那個中秋節之后,朱牡丹同我和老何就成了朋友。

因為朱牡丹,我和老何的關系也相對密切了起來。

之前,我和老何雖然門對門住著,來往其實不太多的。初來時會一起去附近的農貿市場,那個市場的東西比超市便宜多了,也新鮮多了。西班牙櫻桃3.99歐一公斤,西班牙小番茄2.99歐一公斤,西班牙青椒1.99一公斤。我發現,那個市場的小販基本都是來自西班牙,除了一個賣韭菜葫蘆和藕的中國小販。是個女人,三十來歲,長臉,不笑,也喜歡用“.99”標菜價。韭菜2.99一公斤,葫蘆2.99一公斤,這兩樣菜價和西班牙蔬菜差不多,老何喜歡在她那兒買韭菜,做麻辣香鍋。我想買藕,做涼拌藕,但藕貴得離譜,要7.99歐一公斤,還黑乎乎的。我問那女人能不能便宜點兒,也就隨口那么一問,習慣性的,有點兒像打招呼或說接頭暗號——“天龍蓋地虎”,“寶塔鎮河妖”。畢竟在一個外國農貿市場,中國人遇到中國人,還是覺得親切。女人看我一眼,說了句什么,是法語,沒聽清,但我還是能感覺出她語氣里的不耐煩,還有略微的輕蔑之意。我一下子窘得不行,也氣憤得不行。老何告訴我,這兒的農貿市場是不還價的。我后來再也沒去過那個中國女人的菜攤。

除了去農貿市場,我偶爾散步也會叫上老何。公寓房間小,坐久了總要出去走走。我們公寓西面的一百米處,有一個風景如畫的湖,湖邊是開滿了各種各樣繁密小花的草地,還有幾株我不認識的樹。那種樹從根處就開始分岔,然后千枝萬枝四處伸展,像千手觀音一樣,姿態看起來真是婀娜動人。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女性化的樹。恨不得每天都能去看上幾眼。但去那兒要經過一片小樹林,小樹林里有羅姆人的帳篷。我本來不怎么怕羅姆人的,巴黎到處都是羅姆人,地鐵上有賣唱的羅姆人,公寓外面有翻垃圾桶的羅姆人,教學樓有用大塑料桶取水的羅姆女人小孩,羅姆人不就是窮人嗎?窮人有什么可怕的?在這個世界上,富人遠比窮人可怕多了。我抱著這樣的階級感情總在那條小路上來來去去,直到有一天一個羅姆青年攔住了我——也或許是少年,他們都這樣,十三四歲看上去也像二十多歲,長得特別英俊,眼睛又大又黑,脖子上系條臟不拉嘰的紫綠色圍巾,他說了句什么,是法語,我沒聽懂,但我聽懂了monnaie這個單詞,是零錢的意思。他大概問我有沒有零錢。你這是乞討還是搶劫?我想問他,當然沒問,我還不至于這么勇敢,或者說白癡。我給了他10歐。那10歐我已經放在身上有些時日了。之前老何告訴我,你身上不能放多了現金,但也不能不放現金,放上個10歐20歐的,以備不時之需。他所謂的不時之需,就是這種情況。少年彬彬有禮地“merci”了我。我飛也似的逃離了小樹林。那之后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去西面了,隔長了時間實在想看那幾株樹的時候,我就叫上老何。老何人很好,只要叫他,他總是會答應的。或許他也覺得孤獨。我們兩人散步時不怎么說話,偶爾聊幾句各自的學校,或各自的家庭。他有一個女兒,九歲,讀小學三年級,長得像他夫人,除了耳朵。他夫人耳朵小,他耳朵大。他女兒遺傳了他的大耳朵。他夫人比他小九歲——我不知道他為什么告訴我這個,或許是出于男人的虛榮,男人都喜歡女人年紀比自己小,小得越多越好。我們的聊天總是這樣,各說各話。我對他和他夫人的耳朵大小沒有一點兒興趣,估計他對我先生如何如何也沒有一點兒興趣。也是奇怪,我在國內時是很少和別人說我先生的,總覺得一說就有“某氏”之狐假虎威。他在學校混得比我好,是我平時嗤之以鼻的“肉食者”。但一到法國,為了對抗老何夫人年紀比他小九歲之類的話題,我竟然說先生如何如何了。這也太膚淺了,太無聊了。兩個大學教授的聊天,竟然墮落成這樣,不談世界的事情,不談人類的事情,也不談文化,而像家庭婦女那樣談些家長里短,我覺得羞愧。而且,老實說,以我做女人的直覺,我覺得老何陪我去這兒去那兒不過出于男人的教養,而不是喜歡做這些事情。我于是不怎么叫老何了。我后來基本放棄了西面的風景,開始往北走,一個人,沿著巴黎東部大學校區,然后從東面繞回來,東面是路橋大學的校區,樓多樹少,沒什么好看的,當然不是散步的好去處。但有什么辦法呢?人有時候就是身不由己的。

看得出來,老何挺喜歡朱牡丹的。“小孫,這個周日有空嗎?”

我知道老何又想讓我約朱牡丹了。至于是因為鹵豬蹄,還是朱牡丹,就不得而知了。

朱牡丹星期天休息。一周七天,她只有這一整天是自由的,其他時間她都要到她上海女東家做事。

我總是很配合地聯系朱牡丹。老何人那么好,幫了我不少忙的,我不想坍他的臺。而且,一周六天除了書還是書的生活過下來,我也需要聽朱牡丹說說她上海女東家和她法國老公的事情。

還有吃朱牡丹做的腌鴨。朱牡丹后來給我們帶過一次她做的腌鴨來,是法式做法,女東家教她的,加了百里香羅勒薄荷芝麻和地中海的粗灰鹽。女東家的老公Juan喜歡用它佐白葡萄酒。我也特別喜歡。比豬蹄清淡,但清淡中又有一種冷香,有點兒像吃素,素里又夾雜了葷,是各種植物香料和動物脂肪結合在一起的奇特味道。配上布列塔尼的蘋果酒,再配上朱牡丹東家的八卦,這樣的周末,不說有多“美妙”,但對離鄉背井的人來說,還是很讓人期待的。

不過,朱牡丹不是每次都來。她似乎比我們忙。忙什么呢?“東家有事。”多數時候她是這么說的,我覺得奇怪,這不是在法國嗎?法國人的假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么?怎么周日還讓她加班?不過,既然東家是上海人,說不定還是中國的作派。她沒來的話我和老何就不聚,他還是去他的實驗室,我呢,還是空在公寓繼續看我的書。這樣一來,一周就不是“一周六天除了書還是書”,而是“一周七天除了書還是書”,這日子過得實在單調,為了略微豐富一點,我就去逛博物館。反正巴黎的博物館多,怎么逛都逛不完的。尤其每月的第一個周日,我是必去的。因為那一天巴黎的各大博物館向世界窮人免費開放。我喜歡去蓬皮杜,那里有馬蒂斯,還有莫迪里阿尼。我也喜歡莫迪里阿尼的。和朱牡丹的腌鴨比起來,莫迪筆下的那些細長脖子溜肩沒有瞳孔的杏仁狀眼睛的女人應該也不算遜色了。

有一回,朱牡丹帶了一個朋友過來。

是她的老鄉,沈陽人,卻有一個法國女人的名字,叫Eva。

Eva濃妝艷抹,乍一看比朱牡丹年輕漂亮,再看呢,卻不行,皮膚粗糙不說,還松弛暗沉,灰白的脂粉下有些泛青,擱了數日不新鮮的藕似的。

Eva在美麗城一家美甲店工作。

“小孫老師,你要是想美甲,找Eva好了。Eva的美甲手藝賊拉好,她能在你手指甲腳指甲上挑花繡朵呢。什么花都行,你想要什么花,她就能幫你做什么花。你看看我指甲上的牡丹花,就是Eva做的。”

朱牡丹大拇指甲上,果然有一朵粉白的花。

也虧她手大,所以指甲也大,可以在上面做牡丹花。可那是牡丹花么?我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就是幾片粉紅的花瓣而已。

“小孫老師,你知道不?Eva有好多外國顧客呢。她的名字Eva就是她的老顧客一個法國老太太給取的。老太太叫不來Eva的中國名字,所以就幫Eva取了個法國女人的名字。”

“你中國名字叫什么?”老何問Eva。

我也正想問呢。叫一個中國女人Eva,總覺得怪怪的。

“就叫Eva吧,我都聽習慣了。”Eva說。

“是呀,就叫Eva吧,Eva好聽。”朱牡丹說,“何老師小孫老師,你們不知道,Eva可仰慕你們了,自從知道我交了兩個大學老師朋友之后,一直要我帶她來認識認識呢。”

“是呀。”Eva在一邊淡淡地附和。

Eva的話沒有朱牡丹那么多。不知是因為初次見面,還是因為性格謹慎,總感覺她說話有所保留似的。不論老何問她什么——叫什么?老家哪里?她好像都沒有直接回答的,朱牡丹倒是在一邊幫著腔。她呢,就一直“是呀”“是呀”地附和。

那天的聚會是在老何的房間。我們四個人先繞了巴黎東部大學轉了一圈,又繞著路橋大學轉了一圈。是Eva要求的。我本來想帶她去西面那個湖岸繁花似錦的草地上躺著曬太陽的。好不容易有四個人,可以放心大膽地躺,不怕羅姆人來問我們有沒有“monnaie”。巴黎的天空那么藍,云那么白,一朵一朵,感覺就在眼皮上方,只要一伸手,就能摘一朵似的。身下的草和花也那么艷,一側身躺下,眼睛虛一點,花草就搖曳起來,有醉入花叢之美。但Eva既不想躺著曬太陽,也不想虛眼看花草。“巴黎到處都是花草呢!”Eva說,“還是看大學吧。”我們于是就帶她看大學了。Eva雖然話不多,但顯然比朱牡丹有主見。之前朱牡丹過來,都是隨便我和老何安排的。我們說去哪兒哪兒,朱牡丹就跟著去哪兒哪兒,我們說做什么什么,朱牡丹就跟著做什么什么,從來沒有發表過不同的意見。可Eva第一次來,就要求“看大學”。大學有什么好看的呢?只有樓,教學樓、實驗樓、行政樓、食堂,一棟連一棟,和其他地方的樓沒什么區別的。但Eva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教學樓前三三兩兩的學生,和手里拎著講義包腋下夾著書的風一樣行走的教授,她目不轉睛地看。好像在看某種沒見過的生物似的。

“Bonjour。”

“Bonjour。”

一個系藍色圍巾頭發灰白的老男人和老何招呼之后風一樣走了過去。

“他是誰?” Eva問。

“Bastian,一個辦公室的。”老何說。

“你跟他同一個辦公室?” Eva挑了長眉問,不相信似的。

“嗯。”老何說。

“天哪!” Eva驚詫得不得了。

“你辦公室在哪棟樓?”

“喏,就在前面,那棟紅色的樓。”

“能不能參觀一下你的辦公室?”

老何愣了,他沒想到Eva會提這個要求。

我也覺得Eva奇怪,辦公室有什么好參觀的?也不是博物館,也不是美術館,不就是書桌椅子什么的。

而且,帶一群人去辦公室,也不太好。

朱牡丹看出了老何的為難,打圓場說,“要不我們先回去吧,我有點餓了。”

“星期天,大門也不開的,門衛休息。”老何對Eva解釋。

Eva笑笑,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們在老何房間吃的中飯。老何房間大一些,有二十幾平米。四個人待著,還有轉圜的余地。我從我房間搬來了椅子,還是不夠,老何坐床上。食物是混搭的,Eva帶的是朝鮮辣白菜,味道不錯,配上我的紫菜黃瓜鰹魚壽司,和老何的西紅柿蛋湯,特別開胃,我吃了很多。因為喜歡,也有點故意。故意夸張地吃給朱牡丹看。朱牡丹帶的還是鹵豬蹄,我沒怎么吃。她明明知道我更喜歡腌鴨的,卻還是帶了老何喜歡的鹵豬蹄。

飯后Eva說她要躺一會兒,我以為她是想去我的房間休息,遲疑了一下,我不太習慣陌生人躺我的床的。我這個人,按我先生對我的評語,是有怪癖的女人。在有些事上馬虎得很,在有些事上又有著他不能理解的講究。但Eva原來沒有去我房間的意思,她一弓身上了老何的床。朱牡丹呢,不知是因為也疲倦了,還是因為別的什么想法,也弓身上了老何的床。兩人女人當了我們的面,就那么身子貼著身子,瞇眼睡了起來。

剩下我和老何面面相覷。

不過,也就相覷了半分鐘,半分鐘之后,我決定不管老何回對門我自己的房間。

老何去了辦公室。

后來我問過他。

Eva工作的美甲店,在一條很小的街巷里。

“從11號線出來后,往前走一百米,左拐,有一家土耳其Kebab店,往前走一百米,右拐,有一家叫pho的越南河粉店。這家的牛腩pho最好吃,老板娘是西貢人,會講中文的,她去過中國廣西,你在她家吃pho時,如果說是廣西人,她會給你多加一小撮芫荽和香茅,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意,因為在法國,這種佐菜是很貴的。過了那家pho店,再往前走上兩百米左右,看到一家叫‘joli的店,就是了。”

Eva的指點也算仔細,但我按圖索驥找過去,既沒看到越南西貢女人的pho店,也沒看到叫joli的店,街巷的盡頭,是一堵涂鴉了裸體的圍墻,和幾個灰色的大垃圾桶。

我是習慣迷路的,甚至有幾分喜歡,因為迷路才有意外的所遇所見。

但那一次迷路,還是讓我驚心動魄了。

在窄窄的巷子里,一個白人老頭,突然趨身問我,“Combien?”我有些蒙。Combien不是多少錢的意思嗎?他為什么問我“多少錢呢”?我看上去難道像在沿街兜售什么的小販?

我憑著女人的本能沒有搭理那個老頭。有些東西是不需要語言說明的,老頭的胡子,老頭的襯衫,還有老頭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個體面的上等人。

后來老何告訴我,他以為你是妓女,那一帶,聽說是有很多站街女活動的,所以他問你,Combien?

我幾乎莞爾了。這真是文化的誤讀。如果在中國,眼神再不好的男人,也不會把我當妓女的。我身上沒有一丁點兒妓女的氣質,不,應該說,沒有一丁點妓女的美。

一個法國老男人,不應該讀過莫泊桑的《羊脂球》么?不應該讀過小仲馬的《茶花女》么?不應該讀過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么?那里面的妓女,不論是羊脂球,還是瑪格麗特,還是奧黛特,哪一個不是如花似玉不是衣著華麗不是有著一張“蜜桃似的臉”?

或者好萊塢電影里的那種妓女,穿銀光閃閃的絲綢上衣豹紋小皮裙網狀絲襪,手里再拎個小金色手袋?

哪有我這種穿牛仔褲黑襯衣小鼻子小眼睛的妓女呢?

但老何說,現在巴黎街頭聽說流行家庭婦女式的妓女。

老何用的是“聽說”——也是,一個到巴黎訪學的中國教授,不可能身體力行過這種事情吧。

我有些惱火,因為老何“家庭婦女”的說法。不知為什么,比起那個法國老男人的“Combien”,我覺得老何“家庭婦女”的說法更冒犯我。

再怎么說,我的樣子也應該是伍爾芙《到燈塔去》里的小眼睛莉麗的藝術家樣子。怎么可能像家庭婦女呢?

那天等我找到Eva時她已經要下班了。“干脆到我那兒去吧。”她說。她住的地方不遠,一間半地下室,小小的窗戶有一大半在地下,一小半在地上,有人從外面走過,能看見路人的半截褲子和鞋。各種各樣的鞋。Eva說,她沒事無聊了,就躺在床上盯著那些過路人的鞋琢磨。她現在看人不看臉,只看鞋。她看鞋的本事不小,基本能憑一個人的鞋判斷一個人的身份。當然判斷身份不難,只要會看皮質和做工,就大致不會錯了。更厲害的,是她能從一個人的鞋判斷出一個人的國籍——法國人的鞋一般都油光锃亮,意大利人的鞋一般都顏色鮮艷鞋形夸張,阿拉伯人和羅姆人的鞋就邋遢多了,他們一般穿拖鞋,有的也穿旅游鞋,但他們腳上的旅游鞋臟兮兮的,鞋帶也系得松松垮垮。不像德國人和日本人,德國人和日本人也喜歡穿旅游鞋,但德國人日本人腳上的旅游鞋,不僅質量好,而且特別干凈,鞋帶也系得規規矩矩。

當然,看一個人的來處,不僅可以從鞋子,也可以從手指甲腳指甲,Eva說,她幫人做手指甲腳指甲好多年了,很多人,男女都一樣,就算現在過上了好日子,穿金戴銀的——十個手指頭倒是有八個戴上了寶石戒指,那也沒用,還是能從手指甲上看出他們當年的窮。過了苦日子的人,手指甲腳指甲是不一樣的。不但看上去顏色黃暗,捏上去也硬茬茬的,像干硬開裂的饅頭。不像那些一直過好日子的人,手指甲腳指甲都粉紅細白,花瓣一樣,捏上去軟乎乎的,那感覺也像捏花瓣。

我有些尷尬,我的腳此刻就在Eva手上,不知是“軟乎乎的花瓣”,還是“硬茬茬的饅頭”。

我本來只是過來剪個頭發的。朱牡丹告訴我,Eva不但指甲做得漂亮,頭發也剪得特別好,“你想要什么發式,她就可以弄什么發式。”我是短發,在國內一個月要修剪一次的,不然就會呈“首如飛蓬”狀。但來巴黎幾個月了,我還沒剪過一次呢——巴黎剪一次頭發,要二十多歐呢。二十多歐,折合人民幣可是小兩百。這數目擱我們小區美發店,可以包一個季度洗剪吹了。這么一計算,我就干脆“首如飛蓬”了。反正在巴黎,我基本處于“誰適為容”的境地——既不必注意我人民教師的光輝形象,也不必注意我的女性形象——所謂女性,是相對于男性而言的。可在巴黎,除了老何,我沒有任何男性朋友。而老何,有也等于沒有了。我們倆的關系,就是馬二先生和女人的關系,馬二先生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所以我完全可以“首如飛蓬”。但朱牡丹非要讓Eva幫我捯飭捯飭。“小孫老師,你如果捯飭一個巴黎式短發,肯定好看。”什么是巴黎式短發?我問。“就是一號線地鐵站廣告上女人那樣的。”我注意過那廣告,廣告上的女人,穿白襯衣,涂黑指甲,頭發剪得像男孩子一樣短,卻很奇怪地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女性美,一種完全是西方語境下的女性美,又野性、又溫順、又熱烈、又冷漠。像薩岡那樣的。我有些心動了。雖然我不相信Eva真能把我剪成那樣。但萬一呢?萬一剪成了呢?那對我的形象可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突破。反正試試又沒什么關系,在巴黎這個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女人有美的自由,也有丑的自由——對女人而言,丑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吧?就算Eva剪壞了,不就是丑嗎?沒什么大不了。我這么想。這是我的習慣,我這個人,不論做什么,都會做好兩手精神準備的,這樣就不會被結果搞得措手不及。所以當鏡子里出現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太太之后,我一點兒也沒有驚訝和沮喪。“怎么樣?” Eva殷切地問。“還行。”我說——不“還行”又能怎樣?頭發都已經在地上了,還能長回去不成。想必Eva從我那句“還行”里聽出了勉強,她開始勸我做指甲,“你如果也做一下廣告上女人那樣顏色指甲的話,頭發看上去就會時尚多了。”我不信Eva的話,但我竟然同意做了。人是很奇怪的動物,你永遠也不知道你會做出什么決定來。

應該說,黑色指甲一做,多少還是挽回了些老太太印象。

“如果再紋一下眼線,效果會更好。” Eva循循善誘。

我沒文。做指甲不要緊,用不了幾天它就褪色了,但文眼線那差不多是文身呢。以我在巴黎所獲得的自由主義的勇氣,還沒到文身的程度。

“多少錢?”我問。

“算了。” Eva說。

“那怎么行。多少錢?”

“小孫老師非要客氣的話——那就給六十歐吧。”

六十歐?六十歐?她有沒有搞錯?六十歐可是去巴黎美容店的數目!可這不是在地下室么?坐在一張撿來的臟兮兮的椅子上,坐在一堆亂七八糟的女人衣物中間,坐在彌漫著各種復雜可疑的氣味當中,她要收我六十歐!

“那就六十歐吧”——好像她還優惠了我似的。

我無語。只能面紅耳赤地給了她六十歐,然后落荒而逃。

后來我和Eva就沒有交往了。

這樣的女人,我惹不起的。

她還是會來我們公寓,不過不是找我,而是找老何。

一個人,沒有朱牡丹。在走廊撞到時,老何慌得說話都結巴了,“Eva——Eva——”但Eva神色鎮定,“我過來看老何的辦公室。”

還不止看一回。每回撞到了,老何照例說話結巴,Eva照例神色鎮定,“我過來看老何的辦公室。”

好像老何的辦公室是盧浮宮奧賽蓬皮杜似的,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過來看。

后來又加上了Bastian。有一回,我看到他們三個人坐在公寓不遠處一家意大利餐廳吃比薩。

Eva穿旗袍,旗袍兩側的衩開得極高,可領口卻扣得嚴嚴實實。烏黑的頭發綰在腦后,一絲不亂,襯著雪白的臉,和桃紅色眼瞼,煞是艷麗——一種日本浮世繪里的魑魅濃艷。

這事我告訴了朱牡丹。不是我多嘴,而是朱牡丹問。似乎Eva過來是瞞了朱牡丹的。朱牡丹說,有幾次她約Eva到我們這邊來,她知道Eva喜歡大學呢,Eva喜歡文化,一切和文化有關的東西她都喜歡——大學、大學里的人、書店、有書店的街——比起香街,Eva更喜歡塞納左岸的那些街道呢,因為逛著逛著,冷不丁就會看到一家書店,也不敢進去,就站在櫥窗外看。裝模作樣地看好長時間呢!好像她能看懂似的。所以朱牡丹才約她過來呢。可她說沒空,沒空了好幾回。朱牡丹還納悶呢。她可是約她去大學呢,去見她喜歡的教授知識分子呢,Eva怎么可能沒空呢!原來她一個人鳥悄兒地過來了。

朱牡丹生氣了。也是,老何是她先認識的,也是她介紹給Eva的,可Eva竟撇了她,自己到老何這兒來了。

我不知道朱牡丹是不是也有點兒喜歡老何,也許有點兒的,不然為什么每次過來時帶的都是老何喜歡的鹵豬蹄呢。

想想覺得好笑,一個其貌不揚的中年家伙,腦袋都快謝頂了,竟然還艷福不淺,在巴黎惹得兩個女人為他爭風吃醋起來。

朱牡丹說——后來,朱牡丹就常常在我面前說Eva了,帶點兒惡意地說——她就應該防著那女人的,也不是第一回,她之前就做過這種事的,是老手。這女人,別看不怎么吱聲,蔫雞似的,其實妖著呢。

老顧本來也是她先認識的,一個浙江男人,在美麗城做裁縫——不是真正的裁縫,而只是裝個拉鏈改改衣裳長短或者縫個包包什么的半吊子裁縫。老顧會縫包包,那種最簡單的布袋包,在青布上貼塊米白色布樹干樹葉的圖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貼個青布樹干樹葉的圖案,周日到巴黎各個農貿市場去賣,十歐一個,巴黎的家庭主婦喜歡。老顧還會縫圍裙,和包包一樣,也是在青布上貼塊米白色布樹干樹葉的圖案,或在米白色布上貼塊青布樹干樹葉的圖案。她問過老顧,為什么不多整些花樣?老顧就笑笑,不說話。老顧來巴黎之前,是美術老師呢,一所中學的美術老師。之所以來巴黎,是想當畫家的——至少當個街頭畫家吧,到蒙馬特高地的小丘廣場給游人畫頭像謀生,雖然也潦倒,但還是藝術家的生活。結果連街頭藝術家也沒當成,卻當了裁縫。

老顧其實不老,也就四十多,和她們差不多大。只不過頭發灰白了,還長,馬鬃似的,看著老,所以就叫他老顧了。后來混熟了才知道,他比她們都小呢,比朱牡丹小一歲,比Eva小兩歲。

老顧眉清目秀,戴眼鏡,一副知識分子的模樣——可能就因為這模樣吧,Eva才和他姘上了。

當然,也是因為老顧會做旗袍。老顧除了會做最簡單的布袋包和圍裙,還會做高難度的旗袍。一開始朱牡丹是陪她的上海女東家去他那兒做旗袍,上海女東家在一家法國人的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老板去過上海和香港,看過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特別迷電影里穿旗袍的張曼玉。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所以上海女東家為了投其所好,一有公司要著正裝的場合,就穿旗袍呢。雖然她穿旗袍的樣子,和張曼玉不是一回事。她太瘦,麻稈似的,不適合穿旗袍的。但老顧的手藝好,就是這樣的身材,他也能因陋就簡,讓女東家穿起旗袍來還挺有味道的,一種東方含而不露的味道,也不知他怎么弄的。

Eva就是因為朱牡丹才認識老顧的,認識以后她開始穿起了旗袍。她個高,又豐滿,穿旗袍的樣子,挺妖嬈的。

老顧做旗袍的工錢是二十歐。再加上布料,一件旗袍,至少要五六十歐了。Eva不買布料,用舊衣裳改,她把一些不穿了的衣裙,拆了,讓老顧幫她改成長長短短厚厚薄薄的旗袍。

后來都上癮了,舊衣裳不夠,她就把舊窗簾或舊床單,拿去讓老顧改。老顧似乎也幫她改上癮了。有一回,還用自己一條灰藍紅相間的條紋床單,改成了一件中西合璧的旗袍。領口和前胸是中式的嚴絲合縫,后背卻是西式禮服的半開放式,一扭身,就會露出象牙白的后背。那件旗袍Eva上身特別好看,老顧說花了他整整一個通宵時間呢。

開始一兩回Eva是付工錢的,后來就賒賬,再后來,不用賒賬了,他們姘上了。

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姘,而是隔三岔五的,兩人在一起睡一個半個晚上,或一個半個上午,下午Eva沒空的。

這樣都好幾年了。

朱牡丹倒沒有看不起Eva,孤男寡女在外面,這點事情也不算什么。

只是,她又去撩老何。

朱牡丹知道不少Eva的事。

她們住一起——那間半地下室,是Eva和朱牡丹合租的。

朱牡丹是半天的保姆,早上八點去房東家,接孩子上幼兒園,搞衛生,準備好他們一家四口的晚餐,忙完這些十二點左右就可以下班了。

不過,如果臨時有事,比如哪個孩子不舒服,或者東家要請同事來家吃中國飯什么的,她就要上全天班了。

女東家的法國老公Juan似乎不太喜歡朱牡丹住他家。以前,在他們兩個孩子還小時,她是住家保姆。但他們房子也不大,一百來平米的三室公寓房,他們夫婦一室,孩子一室,另一室給她住——其實是衣帽間,在衣櫥和鞋柜邊上放了張舊沙發就算她的床了。她個子大,身子都抻不開。一抻,沙發就吱吱扭扭響,她連側個身都要屏氣,那個憋屈!不過,更憋屈的,是他們經常跑到她房間來找東找西,也不敲門,一陣風沖進來,又一陣風沖出去,沒看見她這個人似的。但她那時初來乍到,沒地方去。她又沒有法國身份,不能到外面餐館或中國超市打工。女東家知道這個的,所以才這么對她呢。當然,女東家和她的法國老公人倒不太壞的,只是他們也就那個條件,夫婦都是工薪族,在法國估計連中產階級都算不上。本來是雇不起保姆的。只不過因為她工資低,雇她很上算,所以才一直用她呢。再說,在法國,有保姆的生活和沒保姆的生活,身份可是不一樣的。上海女東家可是個精明的人。即使這樣,后來兩個孩子一上幼兒園,他們就讓她只做半天,這樣就可以省一小半工資了,也不包朱牡丹的住宿了。女東家說這是Juan的意思。Juan說衣帽間住著個Madame,實在太不方便了。朱牡丹對此倒沒什么意見。在巴黎待了幾年后,多少也認識了一些人,一些處境和她相同的人,比如Eva。Eva和她一樣,也是拿了旅游簽證過來的。不過Eva不做保姆,嫌保姆工資低,她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還有半天做其他事。

關于“其他事”,朱牡丹沒多說什么,我也沒多問。

那間十平米的半地下室房租一個月五百歐,Eva二百五,朱牡丹二百五。

“其實那間房,Eva用得更多。”朱牡丹說。

Eva有一個讀高中的兒子。

朱牡丹說,Eva的夢想,就是讓兒子到巴黎讀大學。

所以她才和老何在一起?才和Bastian在一起?

我不止一次看到Eva和Bastian在那家意大利餐廳。有時老何在,有時老何不在。

雖然很狐疑她和Bastian與老何的關系,但我在朱牡丹面前說話還是很謹慎的。

“Eva來過了?”

“嗯。”

“來找老何?”

“還有Bastian,他們是三個人。”

“這女人,胃口還真好。”

“他們也就一起吃吃飯吧。”

“吃吃飯?小孫老師,你太單純了。”

我并沒有朱牡丹以為的那么單純。四十多歲的學院女人,在男女方面,就算沒有多少實踐經驗,但理論知識還是很豐富的。讀過《金瓶梅》《西廂記》,也讀過《包法利夫人》《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不是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么?所以當Eva鬼鬼祟祟待在老何房間時,我也看出了一些端倪的。一邊看出了端倪,一邊覺得匪夷所思,畢竟他們才認識不久,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為那種關系呢?質變是由量變引起的,這是科學規律,沒有量的積累,質變如何發生呢?

“小孫老師,你太好笑了,男女事情和科學有什么關系?”

“可總得有個過程吧?”

“什么過程?你見過貓狗交配要過程嗎?”

朱牡丹冷笑。因為老何,她和Eva算是生了齟齬。

和以前一樣,朱牡丹隔些日子還是會來一回我們公寓,帶了法式腌鴨,而不是鹵豬蹄。女人還是喜歡用食物來托物言志。我問她要不要叫一聲對門的老何。朱牡丹說:“干嗎叫他?”雖然不讓我叫老何,卻讓門半掩半開,說要透透氣。老何有時會主動探頭進來,訕訕地和朱牡丹打招呼,“來了?”朱牡丹用鼻子哼一聲,算是回答了。我趕緊幫老何拿碗筷,老何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坐下吃了。

“多少歐?”朱牡丹突然問。

我以為她問洋薊呢,那天我做了一道樣子奇怪的菜,水煮洋薊。這種長得像花朵一樣的蔬菜,據說是西方上流社會挑選兒媳的方法,一個女人能否在飯桌上優雅地吃洋薊,可以作為上流社會取舍兒媳的標準。這真是有趣。女人連吃東西,都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看來在全世界做女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歐。”我說。

但朱牡丹不看我,而是目不轉睛地盯著老何,語帶輕蔑地問,“她一回收你多少歐?”

什么意思?

“她和你睡一回,要收多少歐?”

那以后,朱牡丹過來的時候,老何再也不會探頭進來了。

估計他被嚇壞了。

不止老何,我也一樣。聽了那句話,當時手上正啃著的洋薊葉子都驚得差點掉桌上。

我們這樣的人,一輩子也沒聽過這種雷霆萬鈞的話。

按說我應該離朱牡丹遠一點了,能把這種粗俗的話若無其事說出口的女人,怎么說,也和我不是一個世界的。但我沒有,一方面因為朱牡丹仍固執地來,另一方面,我也感覺和朱牡丹這樣的女人交往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像吃洋薊那樣的感覺。不是好吃,而是因為新鮮,人一方面會懷舊,一方面又喜歡嘗試陌生的東西。

朱牡丹之前說,Eva半天在美容院做美甲,還有半天做其他事。

那個“其他事”,朱牡丹后來還是告訴我了,就是在站街。

朱牡丹說,Eva這個女人,會來事。即便站街,站得也比別的女人好。

別的站街女,向外國站街女學習,頭發染得五顏六色,穿巴黎短裙,涂大紅唇膏。Eva不,她一頭黑發,穿旗袍,涂淡粉色口紅,還涂得小小圓圓的,花苞一樣。

別人都笑著招攬生意,她呢,不笑,冷著臉站那兒,愛理不理的樣子。

別人站在顯處,她呢,總站在暗處,某棵橡樹下,遠遠的,一個人。

價錢還高。奇貨可居似的。別人一次生意二三十歐,有的賤,十歐也做,反正掙一點是一點,比一個子兒不掙好。她不會,低了三十歐是不做的。

她會法語。至少會一些基本的。別的女人談價錢靠伸手指,三根,三十歐,不行?兩根,二十歐,不行?那一根,十歐。或者在左右手掌心寫了不同的阿拉伯數字。先伸了左手,二十歐,不行。再伸右手,十歐。但Eva能用法語和男人討價還價。

談好了,就帶他們去那間半地下室。

她生意好,所以那間半地下室她用得多。

可朱牡丹怎么愿意和一個站街女同租一間房呢?

即使沒有道德的顧慮,多少會有某種不潔感吧?

“開始不知道。”朱牡丹可能看出了我的狐疑,囁嚅說。

這還是不能自圓其說。“開始不知道”——這可能。后來呢?后來總知道了,怎么還住一起?

按朱牡丹的說法,她們上午是要上班的,Eva去美甲店,她去東家那兒做保姆。下午Eva就帶客人到半地下室,那她這時候在哪兒呢?在外面游蕩?也不是一天兩天。Eva生意又好,如果客人絡繹不絕地來,她總不能一直在外面游蕩?

朱牡丹的話,是有破綻的。

但我沒追問什么。

有一天,Eva來了,不知為什么,吃飯時老何竟然過來叫我了。

我本應該拒絕的,但我沒有。老何一叫,我就過去了。好像一直等著似的。

“我帶了不少泡菜過來,小孫老師,你不是喜歡泡菜嗎?”

我實在佩服Eva,多尷尬的場面,她能用一句話帶過去,且帶得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朱牡丹沒來?”我沒話找話,她們倆其實已經好長時間不一起過來了。

“她去蓮花巴士了。”

我又被驚得目瞪口呆。不僅僅是因為朱牡丹去蓮花巴士,這個我早就有些生疑了,我并沒有朱牡丹以為的那么單純,而是被Eva說這句話時的平淡語氣,出賣朋友多少要有些鄭重其事吧?像上次朱牡丹那樣,“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歐?”語氣是很決絕的,有一種穿云裂石的凜然。就算不穿云裂石,至少也要故弄玄虛,或者鬼鬼祟祟。可Eva的語氣,清湯寡水,就好像在說“她去散步了”“她去超市了”一樣稀松平常。

“她去蓮花巴士了。”

蓮花巴士可是世界衛生組織免費為性工作者咨詢體檢和治療的巴士!

也就是說,朱牡丹也是個性工作者。

那間半地下室,是她們倆共同的工作室。

后來我問過老何——我實在忍不住我低級趣味的好奇之心——Eva和Bastian到底怎么回事?

老何猶豫了一下說,“就那么回事。”

我其實也想問問他和Eva的關系,像朱牡丹那樣直截了當地問,“她和你睡一回要多少歐?”

當然問不出口。兩個中國知識分子,就算到了法國,也不可能進行這樣赤裸裸的對話。

朱牡丹說了的,少于三十歐Eva是不做的。

還有,他和Eva在一起時,會不會聊他的小耳朵夫人?

“其實Eva也不容易,她想讓兒子申請這邊的大學呢。學工程。她有個女友,兒子是路橋畢業的,現在在廣州碧桂園工作,年薪八十萬呢。所以她也想讓兒子來路橋學工程。”

她倒是志存高遠。路橋大學培養出來的工程師,在法國也算精英階層呢。

“Bastian能幫她兒子來路橋?”

“應該幫不了吧?你也知道,這種事情一個教授能做什么?”

“那Eva還和 Bastian在一起?”

“她以為Bastian能幫她呢。”

“你不要提醒她一句?”

“我說過的,但Eva不信。她總覺得Bastian無所不能。她迷信法國男人呢。一個法國大學教授,還是系主任——其實是前系主任,最初我是這么介紹Bastian的,但她總是把‘前字省略,每回都說Bastian是系主任——弄一個中國學生過來讀他的大學有什么問題呢?她相信只要她能取悅Bastian,兒子就一定可以過來讀書的。”

“那Bastian呢?他什么態度?”

“他是法國男人,對baiser(性)這樣的事情,習慣來者不拒。”

“baiser?”

“他還以為Eva是我表妹呢——是Eva要我這么介紹她的。所以Bastian以為這只是一個黃種女人愛上一個白種男人的老套故事。像杜拉斯《情人》那樣的。反正在他們眼里,黃種男人總是愛上白種女人,黃種女人又總是愛上白種男人。”

老何的語氣酸酸的,某種復雜的酸,除了雄性的天然敵意,還有后殖民主義下的隱秘憤怒。

我和老何最后一次談到Eva和朱牡丹,是她們參加游行的事情。

是在一個叫“訪學者”微信群里知道這個消息的,有人把她們游行的照片發到了群里。

我一眼就認出了Eva和朱牡丹,雖然她們戴了面具,可Eva的灰藍紅旗袍,還有朱牡丹的粉紫色T恤,我一看就知道了。

她們舉著“反對制裁性工作者和嫖客的法案”標語牌,站在皮卡勒廣場。

群里七嘴八舌,以研討學術般的熱情討論這事情。

原來因為法國政府打擊嫖妓,導致妓女的生意一落千丈,所以她們上街游行抗議政府。

我這才知道,在法國,賣淫是合法的,但嫖妓卻是非法的,老鴇也是非法的,抓住了不但會被處置高達數千歐的罰金,嚴重的還會坐牢。《克羅德夫人》里那個著名的老鴇不就因此吃了五年牢飯嗎?

這是法國式悖謬了!

妓和嫖,本來是魚水共生的關系,缺一不可的。現在法國政府允許妓女賣淫卻嚴禁嫖客買淫,就好比一面對魚說,來呀,來呀,你可以到水里來暢游。一面又對水說,不行,不行,你不能讓魚游。

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文明到了一定程度,最后都會走進死胡同。群里有人曲終奏雅。

“Eva怎么會參加這種游行呢?”我問老何。

我的意思是——Eva連自己的名字也諱莫如深呢,怎么愿意出現在鏡頭里,讓那么多人看見?

但老何沒有和我多談此事。他向我推薦了香港導演陳果的一部電影,叫《榴蓮飄飄》。

我是在愛沙尼亞吃熏鯡魚的時候看到老何短信的。

Eva出事了。

她被人用枕頭捂死在那間半地下室。

老顧和朱牡丹都被帶到警局問了話,還有房東——一個來自波蘭的老婦人,這下也遭殃了,因為她為賣淫者非法提供了場所。

可案子沒破,在調查了一段時間后,就不了了之了。

一個外籍妓女,實在不值得警方浪費過多的警力。

其實也不用調查,就是嫖客做下的,某個阿拉伯人或黑人或其他什么人,嫖完了,不付費,說不定不但不付費,還要搶劫——這種事情屢屢發生的,發生了也就發生了,妓女被欺凌也是常事。可Eva不干,于是悲劇發生了。

但Eva是被枕頭捂死的,這死法有點奇怪。一般那種低級嫖客,都有虐待妓女的習慣,所以死后的妓女身上總是傷痕累累,而且大多死得很暴力、很血腥,沒有這種溫柔的死法。

這說明,嫖客有可能是個“文雅”的男人。

朱牡丹說,現場還留下了一條藍色圍巾,壓在Eva的身下。

不知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Bastian。Bastian不是總系一條藍色圍巾嗎?

我趕緊把這想法和老何說了,希望老何到警察局去提供這個線索。畢竟Eva弓身上過老何的床,也畢竟是老何把Eva介紹給Bastian的。在Bastian那兒,Eva不還是老何的“表妹”嗎?所以老何有這個責任——也是讓他盡點情分,好略微心安一點——他多少有點不安的吧?可老何不愿意,老何說,“你知道巴黎有多少男人系那種藍色圍巾嗎?光是路橋大學的教授里,就有好幾個呢。”

那倒也是。

“而且,Bastian怎么會去Eva地下室那樣的地方? 這老頭子,是典型的法國男人,可講究呢,他身上什么時候都是香噴噴的,辦公室的桌子上也總是插了鈴蘭和鳶尾薰衣草。他不止一次宣稱,他要‘美的生活。”

“如果他去了呢?”

“就算他去了,Bastian有什么必要殺害Eva呢?”

這誰知道?說不定Eva為了兒子,和Bastian發生了深刻的糾纏呢?

Eva這種女人,骨子里是厲害的,是不愿意吃虧的, 一旦發現這個白種老男人不能幫她把兒子弄到法國讀大學,肯定不會白白放過他。

然后呢?

就勒索Bastian的錢。在Eva這兒,除了兒子,也就只有錢才是真理般的存在吧。勒索多少呢?想必會獅子大開口吧?這個女人,在地下室幫我做個頭發和指甲,就要收六十歐呢。何況是和這個老男人睡,還睡了那么多次,還是以老何“表妹”良家婦女的身份,要的數目估計小不了。

Bastian不給。憑什么呀?他一個白人教授和一個黃種女人發生baiser,本來是降貴紆尊,是抬舉她呢。她不應該感激涕零嗎?還要錢,她給他還差不多!

然后Eva不依不饒。

然后Bastian惱羞成怒。

我忍不住浮想聯翩。

不過,也就浮想浮想罷了。

除此,我還能為Eva做什么?

這之后我們都回國了,我和老何訪學結束,而朱牡丹好像是被遣送回來的。

我沒有聯系過朱牡丹,我猜她也不想我聯系她的。

老何我倒是找過一次,那已是幾年后了,我去他那個城市開年會,正好有半天空當,突然想到他,一沖動,就打了電話。我想讓他帶我在那個城市轉轉,和以前在巴黎一樣,再敘敘舊什么的。但老何接電話的語氣十分冷淡——“你是?”好像已經不記得我是誰了。我只好悻悻作罷了。

有些日子過去就過去了。

只是偶爾——我是說偶爾,過去會鬼燈一線,露出桃花面。

原載《長江文藝》2019年第5期

原刊責任 ?吳佳燕

本刊責編 ?吳曉輝

創作談

沒有什么,在生活之上

阿 ?袁

2016年,我生活在巴黎。有一次,在去尼斯的火車上,遇到一個中國女人,就像小說中寫的那樣,拎一個草包,包里裝了兩大束蒜薹。還有一次,在戴高樂機場,遇到另一個女人,穿著粉紅的胸前鑲了銀色亮片的緊身襯衫。她們在和我主動搭訕的神情里,有一種尋求庇護的緊張不安。在后來的聊天里,我了解到她們都在巴黎生活多年,但一直沒有身份。她們最初是通過旅游簽證“黑”下來然后留在巴黎做保姆。可我有點兒懷疑這個說法,因為她們看上去不太像保姆。有風塵氣。公寓里的小楊,一個來自河南的建筑學博士,他告訴我,她們可能是站街女。在巴黎美麗城,有不少這樣的女人。他甚至還提議,哪個周末帶我去看看,順便去那兒吃油條。他說美麗城的油條是中國油條。而我們住的巴黎東部大學公寓附近,賣的是西班牙油條,那種放很多白糖的,吃上去一點也不像油條。雖然最后也沒有成行,但這兩個女人一直留在我腦海里。后來在網上看到一篇報道,一個中國的站街女在巴黎公寓被殺,看后我特別難過。雖然自己不是那種以“哀民生之多艱”為己任的作家,但還是想為她們寫一個東西。所以就有了《美麗城》。

幾乎是一次冒險。之前我筆下的女人,差不多都是高校的女知識分子,我對她們不說了如指掌,也是十分熟稔的。她們怎么文縐縐說話,怎么矜持地行事,怎么謹慎地和同性異性交往,我都門兒清。但朱牡丹和Eva,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她們的生活經驗,以及基于這種經驗而建構起來和世界相處的方式,她們那一整套語言系統,于我完全是一個陌生之地,夸張一點說成外星球也未嘗不可。所以我只能用再現主義而不是表現主義的手法寫這個小說了。“電影眼睛派”的維爾托夫不是主張藝術家可以用攝影機的眼睛嗎?從美學上而言,小說里的“我”,差不多就是攝影機的眼睛了,“我”其實無法走進她們那個世界,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打量和呈現。

算不得緬懷。有些悲傷而已。

誰能置身生活之上。

阿袁,女,江西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

讀小說多年,寫小說亦多年。

主要作品有《鄭袖的梨園》《老孟的暮春》《子在川上》《打金枝》《師母》等;

作品被多種刊物轉載,入選多種年度精選,

其中處女作《長門賦》獲《上海文學》獎和谷雨文學獎,

《鄭袖的梨園》獲中華文學獎,

《魚腸劍》獲《小說月報》第十四屆百花獎和第五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

《子在川上》獲《十月》文學獎和《小說月報》第十五屆百花獎。

小說連續四年入選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

作品集有《鄭袖的梨園》《米紅》《梨園記》,

長篇小說《魚腸劍》201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 2019年6期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的其它文章
或有故事曾經發生
流水綁
外婆要來了
明月照清風
?
战争彩金